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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idden Agenda - Livehouse

 

喜歡聽音樂的人,應該對 Hidden Agenda 這個名不感陌生。從 Band 房到現時的 Livehouse,這個地方一直保留著主理人、樂隊和樂迷對音樂的熱情。獨立音樂在香港的生存空間極有限,租金貴、場地少、政策不鼓勵發展,在種種令人心灰意冷的條件下,聽眾依然有僅絕的機會欣賞到來自世界各地的獨立樂隊演出,並不是必然。困難重重底下,究竟是甚麼令 Hidden Agenda 堅持這所 Livehouse 呢?我們邀請到主理人阿和作一個訪談。

U: unun |  H: Hidden Agenda

U: 在香港的文化氣候下,辦 Livehouse 一點也不容易,受逼遷的壓力下,是什麽推動你們繼續堅持?

HA:我們不會視本地觀衆為動力。一開始辦 Livehouse,純屬我和團隊的個人探索。放棄的念頭出現過無數次,因爲剛開始請來的外國樂隊沒人看,同事們也會勸我們放棄,慢慢我便開始無視香港市場。最主要的動力是這裡僅餘的人互相的支持。另外,東南亞、北京、臺灣的音樂會辦手也教曉我不少,他們所說的經驗,給了我希望,成爲我想嘗試的動力。他們由辦小型演出開始,到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樂隊,有自信籌辦國際樂隊在亞洲地區的巡演,這是我作爲音樂會辦手的理想。始終香港音樂會的市場不大,很難用市場準則斷定成功與否,只可以靠自己的感覺。香港的娛樂圈只有分名氣的大小,不會把不同的音樂分類,香港只有主流音樂、而香港人的態度是追逐。所以我的動力反而是外來的,香港並沒有任何讓我感到有希望的東西。

U: 認識臺灣、中國、東南亞的音樂辦手後,你覺得他們的音樂圈與香港有什麽分別?

HA:東南亞在香港人眼中很貧窮、落後,但其實他們重型音樂市場很龐大,例如在印尼的演出,一場上千人的重金屬表演也是閑事。他們的考慮比較現實,不用想能否收支平衡,而是每次演出會賺到多少,但的確能維持收入。而北京、中國已經沒有流行音樂,因爲他們流行的音樂已經是樂隊,主流電視的紀錄片,訪問的是不同的非主流樂隊,甚至會主動協助宣傳,因爲他們缺乏其他新構思,靠著文化生存。文化創意對他們來説,是一門產業。臺灣就更多文化創意產業了,被稱爲「文青大國」,就如張懸、那我懂你意思了、Hello Nico、法蘭黛等,都是在主流和非主流之間掙扎,而他們的獨立音樂也有競爭條件。而在香港,即使是最頂尖的樂隊,也只是有 CD 發佈演出、每年一次的年度演出,沒有其他機會。我很討厭音樂比賽,因爲把不同類型的樂隊放在用一個台上比較是反智的,我理想的競爭是有不同的音樂類型,分別稱爲自己類型的最佳,這樣才會有鬥志。

U: 近期香港的聽衆群有改變嗎?

HA:的確多了聽眾留意本地音樂,不過只是表面上的效果而已。不是說不支持本地樂隊,但是他們少不免有抄襲成分,不是抄音樂,而是抄概念、抄曲風,大家培養音樂品味要比較宏觀,不能只留意所謂代表香港的一兩隊樂隊,這是很表面地。現在的市場佔七成都是流行音樂,如果音樂行業的龍頭不改變,非主流音樂人辛苦了二十年後,情況還是一樣。很多時候玩樂隊成名了,反而不是靠音樂演出維生。可是在英美等音樂大國,樂隊由頂峰跌至谷底時,才會出現這個情況,但至少他們風光過。所以一個地方的音樂事業能否蓬勃,也不是單靠觀衆的,也要看主流文化。

U: 那麽臺灣和日本的觀衆群呢?

HA:臺灣人對錢看得比較開,他們比較看結果的成敗。例如有財主投資唱片公司、或是很有特色的錄音室,讓人很有感覺、錄音時也更快樂,美化了音樂圈的生態。香港某些民謠結他樂手,無論如何模仿臺灣小清新的風格,也沒有那種味道,香港人就必須找到自己獨有的風格。如果自己的所謂創作只是抄考外地,而不了解別人的文化、歷史,一定不會成功。日本有的音樂節如Fuji RockLoud ParkSummer Sonic 等,每年帶來龐大的旅遊、酒店、餐飲業收益,全城的民衆也會一齊投入音樂節的氣氛。而香港以世界珠寶家具等博覽為榮,其實根本沒有人去,香港這個所謂的世界貿易中心已經地位不保。

香港人和市場

這裡的人不開心,要令自己有動力生存也不容易,我們有的是人情味,因爲大家都很無奈。我們最希望的是場地能維持,不過,如果政府最後真的成功令我們結業,也未必是一件壞事,因爲大家可能要失去以後才學會珍惜。可是到時候只能光顧大公司,毫無人情味了。我們最需要人氣,錢夠便可以了,能不能賺到錢不是重點。只要不需要額外在其他工作賺錢,補貼這裡的場租便可以了。我們的收入來源主要是靠在 Music Zone 舉辦比較大型的表演。如果只靠這裡的表演,恐把不能維持,現在只有一些臺灣樂隊和 Post-rock 樂隊有叫座力,而臺灣樂隊我差不多都已經邀請來香港了。我很少會擔心人數不夠,因爲人數少已經是意料之内了,反而是煩惱找不到有人看而沒來過的樂隊。

這區是將會發展的區域,所以場地也是有時限的,業主也有逼遷的壓力,但我們還沒想放棄這裡,所以希望繼續營運下去。有些成員說我已有家室,不應該再浪費時間在這個 Livehouse 了。可是我會給自己希望,雖然可能是虛假的,但如果政府不檢控我們違反土地用途,我們便可以在日間開放場地,讓不同的人使用這配備燈光和音響的空間。可是政府的檢控把我們弄得像過街老鼠一樣,也會消磨我們的精神意志。

文化創意是穩固人心的重要橋梁,所以各地也有改革。臺灣市長上任第一件事是要搞好 Live House,即使是中國共産黨,也知道文化的重要性。印尼是重型搖滾大國,連總統也是搖滾樂支持者,他當選的時候正是穿著 Lamb of God 的汗衣。音樂是這個年代,人們生存下去的很大動力,因爲我們能就某首歌、或某幾句歌詞思索人生,釋放自己。香港人怨氣很大,沒有太多心機與人溝通,所以音樂是必須的。另外,不少賣座的電影、動畫、電腦遊戲等,背後出色的樂隊配樂功不可沒,例如為《雲圖》 配樂的 M83。可是香港政府卻不知道,視音樂為無名,或是他們根本不在乎。

U: 你是怎樣找到不同音樂的?

HA:一開始很笨,在 Youtube 上發掘不同的音樂,找 Best Of 不同類型的音樂。後來有一個外國人教我不要刻意找音樂,只要在平常的媒體例如廣告背景等,留意自己覺得好聽的,便能找到自己喜歡的好音樂,而不是一味接受別人的宣傳。有時候會問其他人,又或是會偶然發現很合自己口味的類型。音樂是沒有雜誌參考的,不像潮童的時裝雜誌一樣,而是要自己探索的。看一家咖啡店的品味,聼他們播的音樂便知道。所以本地音樂圈的走向,也很看各行各業的人的合作。

香港聼的主流音樂,永遠是鼓聲、結他聲、貝斯聲、效果聲很小,只有人聲最突出,其他樂器只是附和,但真正要組樂隊的話,樂器之間需要互相溝通。但如果主流觀衆聼起來,會覺得雜亂、嘈吵,不會聽懂裏面的巧妙。香港不能做出像冰島一樣的音樂,因爲他們有七天公眾假期,可以無憂無慮的喝五天酒、喝到爛醉,不會有煩惱。香港卻只有一兩天假期,大家會有所顧忌。他們的 Iceland Airwaves 音樂節,是政府全力支持、出錢請來本地的國寶和國外的著名樂隊演出,讓全民參與,促進酒吧餐廳的收入,一家大小也會看到。

U: 你最難忘的音樂節是哪個?

HA:是一個在泰國的海灘音樂節,海邊的台由浮水的紅木搭成,而山上的台則是用傳統麻繩綁的,還有大量朋克友和雷鬼友出沒。那時候我在泰國工作一年,幫大公司的採購做品質鑑定,朋友便帶我去這個音樂節見識一下。音樂節很多人是雷鬼頭,可是有一半都是假髮帽,一戴上便變成 Bob Marley。有時候他們突然不想用麥克風,便會自然而然的大合唱,不需要刻意的號召。當地人會毫無目的的爬樹,非常有趣。入夜後因爲場地沒有燈光,他們便會用熒光顔料在自己的背上寫名字,方便朋友相認。

而且我覺得,音樂節要撇除以喝酒和吸毒為目的才算成功。可是連大公司也知道,只要有賭博、色情、毒品,便會賺到錢,因此很難有真正的音樂節出現。不要以為外國音樂節就一定比較自由,其實美國也是很嚴厲的,一越過欄杆便會被護衛抛走,受傷也沒有賠償;歐洲就最正最自由;香港當然是充滿限制,一旦在其他場地表演,我們也非得聘請護衛。這裡也算香港最自由的 Livehouse,觀衆會自己衝上台上,幾時個人一起玩、一起瘋。我最記得的是,一個用無綫接收貝斯的樂手,彈著彈著到了酒吧台,因爲他說要喝啤酒。

U: 經營 Hidden Agenda 讓你感到最爽的是什麽?

HA:最爽的是,我能在喜歡的樂隊解散前,為他們在香港舉辦最後一次演出,這給我很大的滿足感,即使集齊他們的 CD、汗衣也不能代替的。別人覺得我能與台妹樂手相處很爽,其實樂手人前人後是兩個身分,而台上的只是他們作爲表演者演出的一部分。因爲參與了幕後的演出籌辦工作,反而不只在乎他們技術層面,而是會留意整個演出的製作過程,例如樂隊待人態度等。在這裡辦演出,也看到很多人的熱血,我見識過一隊日本技術非常好的樂隊,結他手在演出後嫌自己彈得不夠好,而把酒瓶扔到地上、叫了一聲。畫面看起來很粗暴,卻讓我見證他對音樂的執著和堅持。如果大家都講人情味,事情便會溫馨很多。但如果他們態度不友善,我們便會跟規矩辦事,大家也沒趣。如果覺得對方是一個真音樂人,我會盡一切努力滿足他們的要求,因爲想看到他們最完美的演出,這也是讓我們堅持下去的原因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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